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
专家表示,将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近年来达成的共识。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
焦点一:如何把功能疏解出去?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以政府带动企事业单位外迁
11日闭幕的北京市委全会提出,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坊间传说多时的将通州建成行政副中心之举,终于尘埃落定。
一些专家指出,行政副中心的迁移,是北京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破解首都大城市病、实现功能疏解的关键和标志性动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南城市规划院院长胡刚表示,这是落实好中央对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中心”定位的务实之举。将政府的部分行政功能从过度拥挤的中心城区疏解出来,不仅能够通过资源和服务的流动,带动远郊新的副中心真正建设起来;同时,在涉及巨大利益调整的疏解问题上,政府率先带头,也会给央企、事业单位等起到表率和带动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建设行政副中心要认真总结北京中心城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是进行前瞻性规划,把轨道交通建设提早谋划,做到规划引领人口产业布局,防止在副中心“摊大饼”,要留下永久的农田、绿地,预防新的“城市病”,而不是等人来了资源到了再建设;二是尽快疏解北京公共服务资源,增强副中心服务能力,争取在2017年取得明显的进展;三是按照跨区域的战略思路,谋划通州副中心与燕郊、大厂、香河、武清、宝坻等河北和天津区县的联动发展。用一张蓝图,把通州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区、先导区。
此外,专家认为,要警惕房价先行炒作,影响整体大局。近期,通州不少楼盘单价已经从原来的2.5万元左右涨至3万元以上,燕郊近期有楼盘已经涨到单价1.8万元。12日,记者致电通州和毗邻的河北燕郊、大厂多个售楼处,均被告知目前“预售暂停”,称“接下来售价肯定要上涨,具体涨幅开发商还在研究”。
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鹏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房价肯定会有一定的上涨带动,但如果过度炒作上涨预期,把协同发展异化成借北京疏解大搞房地产开发,会导致要素难以流动,削弱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的动力,又建成新的“睡城”,缺乏持续长远发展动力。
焦点二:如何把人口疏解出去?产业、教育、医疗资源向外疏解引导
北京市委全会表示,规划纲要中明确了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为此,北京将加大“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力度,城六区争取下降15%左右,使人口资源环境与首都城市战略地位相协调,让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利。
事实上,近年来,尽管北京采取了全国最严格的落户政策,但从2000年到2013年,常住人口仍增加857万人,年均增长超过60万人。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1.6万人。专家指出,如果严守底线,在5年多的时间内,北京还有不到150万人的增长空间,换算下来,每年不到25万人。
赵弘表示,人口过多是“大城市病”的核心表现,尤其在北京这样的缺水城市,地下水超采严重,通过南水北调依然不能解决北京的用水矛盾,要考虑“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防止人口规模失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表示,人口疏解是首都功能疏解的核心和敏感问题,光靠户籍制度和行政限制调节行不通,必须从城市功能设置这一源头进行引导。只有通过产业、医疗、教育资源的对外扩张,让住在北京郊区的人可以方便地就业、上学、就医,才能吸引人们外迁。
目前,北京在产业限制目录、城市改造方面正在加大力度。2014年,北京市已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92家,搭建了30个产业疏解合作平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西直河石材市场、动批市场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产业已经陆续开始搬迁,3月20日,长安街上的最后一根烟囱——国华北京热电厂熄火,全年还将再调整300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
除此之外,一些中心城区内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也在控制规模。东、西城区已严禁再增加医疗机构床位数量,位于二环的天坛医院将整体搬迁至丰台,而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与北京天坛医院签署协议共建京东地区最大的脑科中心。同时,不少高校也在北京远郊和河北等地建设新校区,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都在良乡建设本科新校区,北京化工大学的秦皇岛校区也即将启动开工建设。
焦点三:如何破除行政区划“一亩三分地”?一体化不能“甩包袱”
“有的地方在前一天开会时还讨论要疏解人口,第二天又讨论怎么发展产业,铺摊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高扬表示,这种思路还没有摆脱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人造城,以业兴城,另一方面人口臃肿又不得不因城限人。
专家指出,无论是行政副中心建设、人口调控还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建设,要落实好目标,最关键的是如何打破既有“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区划,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协同真正见实效而不流于口号。京津冀一体化不能变成北京向天津、河北两地“甩包袱”的行为。非首都核心功能并不等于落后的产业和功能,一些高端的非服务首都的行业和企业都可以与天津、河北实现有序对接,相关部门在执行中要敢于“舍弃”。
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有聚集资源求增长的路径依赖,尤其是一想到增速、就业、财政收入等现实问题,就自觉不自觉地对如何发挥首都优势促进北京发展考虑多了一点,而对怎样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首都功能的特定要求考虑少了一些,思想深处确实有求增长的情结和舍不得的纠结。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和经信委介绍,2014年北京通过新增产业禁止和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全市范围内限制或禁止建材、造纸、纺织等一般制造业,燃煤发电,区域性物流基地等;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内的核心区还要额外禁止建筑业、批发业,禁止新建和扩建高等学校、大型医院等。对于淘汰污染企业,也从“号召”变成“强制”。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北京“做减法”态度之坚决。
而对于承接转移一方的河北,2014年从京津两市引进资金3757亿元,占引进省外资金总量的51%。
专家指出,要真正打破“一亩三分地”,还应在两方面加强突破。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王玉海表示,应该以产业地域集群为载体来推进京津冀的产业转移桥梁:研发可以放在北京,但生产制造和销售都转移出去,由此而来的税收分享机制下一步也要突破。如果没有利益共享机制,税收都在转出地,转移地只解决了就业,税收很少,会导致各地竞争大于合作。
此外,专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考、退休保障、医疗异地结算等民生工程应当先行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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