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对外经贸重要力量
商会是联络同根企业、同乡企业、同类企业的平台,是促进和帮助企业家寻找商机、共享商机、合作利用商机的群体。国际经验表明,商会组织被视为并列于市场、企业、国家、非正式网络或门阀的第五种经济制度或社会秩序,在社会经济治理中有独特作用。企业、政府、商会往往形成“三位一体”的跨国资本推进策略: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先行,政府全面制定配套政策,商会率先实施“走出去”战略。由于经验成熟并且完全按照市场化手法运作,“洋商会”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功能十分强大,能够为其会员企业提供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综合服务,避免会员企业自己单枪匹马地在国外市场上闯荡。同时,这些商会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驻在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为本国企业在进出口和税收等方面争取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这些商会已成为本国外商企业的利益集团代表,商会也成为商界人士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它们在中国的产生、生存和发展模式,为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商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走出去”已具备基础
中国商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已初步具备了传统基础、组织基础和能力基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中,通过地缘、业缘、血缘、趣缘等传统社会关系构建出行商、会馆等商业组织的雏形,并形成了独特的华商结社传统。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限制的进一步放开,各级商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将部分事务性、辅助性职能转移、授权或委托给商会。同时,中国的商会体系正逐渐走向完善合理:区域布局上,商会组织体系建设正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大中城市向县及其以下区域纵深发展,工商联下属乡镇商会覆盖率达到61.4%,街道商会覆盖率达到71.5%;行业布局上,原先主要分布在传统行业领域的商会,开始大量布局于新兴产业;组织形态上,从以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为主的形式,发展到包括国际商会、私营企业协会、商会、街道商会、社区商会、村商会、市场商会、楼宇商会、园区商会等多种形态。
服务企业有五项重点任务
针对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潜在风险,结合国际经验,中国商会可从五方面入手,做好企业的服务对接工作。一是政策沟通上的对接。商会应与国外组织、中国驻国外众多使领馆、中介组织、知名企业及其经商处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有效为企业服务。二是商务联系上的对接。促进商会企业经贸和投资活动,支持鼓励企业参加对方举办的交易会、展销会和洽谈会等;积极推动工商企业界在经贸投资和法律咨询等方面的合作。三是纠纷机制上的对接。不仅要与外事、商务、我驻外使领馆密切合作,全面掌握目标国的投资环境,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准确的风险信息,同时要建立“走出去”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引导企业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安全责任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四是贸易便利上的对接。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政府和商会商谈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进出口关税、贸易条款、标准制定等方面为会员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五是商务服务上的对接。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务环境和商会服务缺失现状,加快构建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包括吃、穿、住、行,以及教育、医疗、居住在内的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反哺中国商会内部改革
“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开放战略下中国商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第一,强化商会的战略布局。一是加强商会“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二是针对各区域发展重点,在省级层面建立工商联、贸易促进会和各类代表性行业协会的商会联盟,以及包括涉外、商务、经贸等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机制。三是建立专项扶持基金,为商会提供财政支持。四是推动商会协会与海外华人华商组织加强合作。五是重视商会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人才培养。第二,加快商会的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四大平台,即公共信息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维权救助平台、文化联谊平台,以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欠完备的商务环境。第三,塑造商会的独特文化。帮助企业增强自律意识。鼓励“走出去”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形成商会的区域文化品牌,彰显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魅力,比如浙商的团结进取、苏商的政商和谐、徽商的贾而好儒等,区域商界的整体形象是对企业的有力支撑。